• 應蘿佳:與時代同步要打破舊框架 -


    1905電影網專稿 聚焦第37屆中國電影金雞獎,《今日影評》推出系列特別節目《真論電影——2024年中國金雞百花電影節深度對話錄》,三問中國電影,共話電影發展得失,繪就新的征程。即日起欄目組將陸續推送系列節目完整采訪文稿,敬請期待。本期對話嘉賓:編劇 、制片人  應蘿佳。


    主持人曉麗(下文簡稱曉麗):今天很榮幸邀請到電影人應蘿佳,歡迎蘿佳。蘿佳的身份很特別,之前是制片人,這一次變成了編劇,來跟我們說說看有著什么樣不同的心得?


    應蘿佳:我覺得其實編劇工作更難。在影視行業里面,我做過制片人也做過助理,最后發現做編劇是一個更難的模式,因為其實有大量地做劇本從零到一的過程,不停地自我懷疑,又重建的過程。所以雖然制片人很忙,會接觸各種各樣的人,但是真正需要去享受孤獨以及要把它創造出來的其實是編劇,所以當從制片人轉變成編劇時,我更能體會編劇工作的不容易,我覺得這對我后來的工作有很大的幫助,我發現編劇最需要的其實還是在面對困難的時候的信心建立,我們是不是還在那幻想那一個美好的未來。


    曉麗:就是說至少以后催稿不會催得那么緊了是吧?


    應蘿佳:催稿我會繼續催的。事實上,催稿并不是編劇真正的痛苦。在每一輪創作中,我們作為編劇,有時確實會自我否定,因為我們能看到與勝利還有差距。這個差距不像數學題或完整的工程那樣明確。有時候,在創作過程中,我們會遇到信心坍塌,不確定需要花費多少時間、用哪種方式才能完成作品。在這個階段,需要告訴編劇我們在一起承擔,我們一定能共同渡過難關。我們需要有一個共同的幻想,這是非常重要的。


    曉麗:似乎讓我聽到了《年會不能停!》的經歷,所以能具體地說有沒有哪個印象深刻的時刻嗎?



    應蘿佳:在創作《年會不能停!》的劇本過程中,我們經常相互質疑:我們能否實現最初的設想,制作出一部既具有諷刺意味,又能給予我們巨大的能量新型的喜劇電影?我們真的能沿著這條路走到底嗎?很多時候,我們搖擺不定,甚至考慮是否應該暫時放下這個項目去做其他事情,這種時刻是非常多的。



    今天在提名頒獎時,我說,感謝自己在當時那個階段的堅持。因為對于一部具有新類型的電影,除了創作者,尤其是最初的創作者知道它應該是什么樣子,這個形象從模糊到清晰,只有我們自己最清楚。周圍的人無法像我們那樣理解。所以,最關鍵的時刻就是我們是否再堅持一下、再和導演聊一聊,如果還是聊不通,要不要先放下去做其他事情,但每次我們都決定再堅持一下,先去做其他事情,然后很快又想,不行,還是要把它撿回來。我們還是要繼續堅持,因為我們總是有哪一個想象覺得是它應該能做成的,它在前方,但是我們好像還沒有把它給摸索清楚,這是一個創作過程中經常發生的,所以我把編劇比作創業者,他們在做第一輪的突破,探索新形態新公司的可能。就像《繁花》所說的,要經常慶功才能成功。作為制片人,尤其是在項目前端,大家能夠建立共同的想象并去實踐是非常重要的。這是我從編劇返回來作為制片人的最大收獲,我意識到精神力量對編劇來說更為重要,催稿其實是次要的,因為在有效的時間內,速度快并不代表作品質量差。


    曉麗:跟董潤年導演同行這么多年,確實你們是最佳的拍檔,那么在這一次具體的編劇的分工上,你們承擔著什么樣的分工?


    應蘿佳:我們作為一對夫妻,生活和創作是緊密相連的。盡管生活有時能與工作的事務分開,但在創作上,我們幾乎是無法分割的。比如,早上起床刷牙時,我們中的任何一個都可能突然想到某個橋段或劇本的呈現方式。所以在構思劇作和塑造故事人物時,我們的思維是高度融合的,不需要刻意區分哪些想法屬于誰。董潤年作為一個編劇,在編劇領域,特別是在結構和喜劇理解方面有著比較強的能力。而我自己的優勢則在于講究邏輯,注重細節,擅長理順現實邏輯。在塑造人物時,我能從女性角度深入代入角色,且作為南方人,我對喜劇的理解與北方人有所不同,這也為我們的創作帶來了新的視角和補充?;旧?,我們的合作模式是先由董潤年在充分溝通后創作初稿,然后我在他的基礎上進行修改。這個過程就像我們互相踩著對方的肩膀往上走,通過不斷的合作與提升,使我們的作品達到更高的水平。


    曉麗:共同編劇不僅是夫妻,而且在職能上、地域文化上、感性理性上都能做到互補,既然合作得這么愉快,為什么在下一部作品《好工作》中不再擔任編劇了?



    應蘿佳:當我們接觸到《好工作》這個項目時,它已經擁有了一個不錯的劇本基礎,這個劇本由三位非常優秀的編劇打造,他們分別是《飛馳人生》《一點就到家》的編劇。我們的介入,特別是董潤年作為監制,以及我們有一位年輕女導演的加入,所以我們在這個劇作上更多地扮演了提供建議和經驗的角色。


    作為總制片人,從項目的開發期到籌備階段,我們團隊的工作效率都很高,我意識到,編劇需要的是精神能量,是所有人共同努力、共同追求好作品的精神支撐。當我們與編劇們并肩作戰,共同幻想未來,將這份精神能量注入到劇本中時,劇本的效率和質量都得到了顯著提升。我相信這種團隊精神和共同追求,讓我們能夠打造出更加優秀的作品。


    曉麗:其實《好工作》和之前的《年會不能停!》聽起來有很大的不同,但它們的核心是一樣的。所以現在很多觀眾期待《好工作》是《年會不能停!》續作,您覺得它們之間的不同在哪?



    應蘿佳:《好工作》主要是講年輕職場人的故事。我們很多人大學畢業之后,對職場、對公司的認識都是人云亦云的,總覺得應該去個好單位,比如網絡上常說的那些大廠。但事實上,那個所謂的“好工作”真的適合你嗎?那到底什么樣的工作對你來說才是好工作呢?我覺得這是現在很多年輕職場人的困惑。我們這個片子就是從這個角度切入的,講的是一個在職場里做什么都不得心應手的“職場倒霉蛋”在面臨裁員邊緣的時候,獲得了一個能保住工作的“好工作”,結果卻去了農村。沒想到,反而在那里他終于有機會施展自己的才華,找到了真正的價值,獲得了滿足感。


    其實,《好工作》主要討論的問題和《年會不能停!》不太一樣?!赌陼荒芡?!》主要是講集團里的故事,而《好工作》主要是在探討你在尋找什么,而不是局限于你的職位。它讓你跳出集團,跳出原有的框架,重新去看待和面對世俗對工作的一些認知。我畢業的時候也經歷過家長認為的好職業,但時代在不斷變化,很多東西都被打破了。不是說在大城市做白領就一定好,現在很多大都市的白領收入可能還不如干體力勞動的藍領高,而且他們還找不到自我價值。那你為什么要待在那里呢?我覺得這部電影其實就是在探討這個主題。


    曉麗:接下來的這個問題我想提問您是再合適不過的。作為董潤年身邊最親密的戰友伙伴,生活上最親密的愛人,您覺得這些年他有著什么樣的變化?


    應蘿佳:我覺得他這些年的變化真的挺大的。某種角度看,他變得越來越松弛,越來越自信了。我從他當導演《被光抓走的人》到《年會不能停!》,再到現在監制《好工作》,一路看過來。最早他是職業編劇,不管是《心花路放》還是《老炮兒》,那時候他對文本的專注度和經驗就已經很足了。但這些年,我發現他開始越來越在意文本之外的二度、三度創作,對這些越來越感興趣。而且,他一直希望和其他優秀的編劇合作,他覺得不同思想的碰撞能產生更豐富、更有意思的作品。這一點,無論是在《年會不能停!》的時候把我拉進來,還是在《好工作》時看到其他好編劇的劇本,我們一起討論怎么拍得更好,都能看出來。他一直渴求找到更多好的編劇、創作者、導演,一起做出好作品。至于他自己是不是導演,或者只是監制,他現在已經不那么在意了。他更看重的是作品本身有沒有意思,值不值得做,還有大家有沒有時間一起做。這種轉變讓我覺得很有意思,他變得越來越純粹了。我們現在互相都越來越清楚自己想要什么,表達什么。


    曉麗:和董潤年導演無論是在生活上還是在藝術創作上,都磨合得越來越好了。我們非常期待兩位給我們帶來的下一部好作品,也非常感謝蘿佳接受我們的采訪,我們下次見。


    應蘿佳:謝謝。


    1905電影網專稿 聚焦第37屆中國電影金雞獎,《今日影評》推出系列特別節目《真論電影——2024年中國金雞百花電影節深度對話錄》,三問中國電影,共話電影發展得失,繪就新的征程。即日起欄目組將陸續推送系列節目完整采訪文稿,敬請期待。本期對話嘉賓:編劇 、制片人  應蘿佳。


    主持人曉麗(下文簡稱曉麗):今天很榮幸邀請到電影人應蘿佳,歡迎蘿佳。蘿佳的身份很特別,之前是制片人,這一次變成了編劇,來跟我們說說看有著什么樣不同的心得?


    應蘿佳:我覺得其實編劇工作更難。在影視行業里面,我做過制片人也做過助理,最后發現做編劇是一個更難的模式,因為其實有大量地做劇本從零到一的過程,不停地自我懷疑,又重建的過程。所以雖然制片人很忙,會接觸各種各樣的人,但是真正需要去享受孤獨以及要把它創造出來的其實是編劇,所以當從制片人轉變成編劇時,我更能體會編劇工作的不容易,我覺得這對我后來的工作有很大的幫助,我發現編劇最需要的其實還是在面對困難的時候的信心建立,我們是不是還在那幻想那一個美好的未來。


    曉麗:就是說至少以后催稿不會催得那么緊了是吧?


    應蘿佳:催稿我會繼續催的。事實上,催稿并不是編劇真正的痛苦。在每一輪創作中,我們作為編劇,有時確實會自我否定,因為我們能看到與勝利還有差距。這個差距不像數學題或完整的工程那樣明確。有時候,在創作過程中,我們會遇到信心坍塌,不確定需要花費多少時間、用哪種方式才能完成作品。在這個階段,需要告訴編劇我們在一起承擔,我們一定能共同渡過難關。我們需要有一個共同的幻想,這是非常重要的。


    曉麗:似乎讓我聽到了《年會不能停!》的經歷,所以能具體地說有沒有哪個印象深刻的時刻嗎?



    應蘿佳:在創作《年會不能停!》的劇本過程中,我們經常相互質疑:我們能否實現最初的設想,制作出一部既具有諷刺意味,又能給予我們巨大的能量新型的喜劇電影?我們真的能沿著這條路走到底嗎?很多時候,我們搖擺不定,甚至考慮是否應該暫時放下這個項目去做其他事情,這種時刻是非常多的。



    今天在提名頒獎時,我說,感謝自己在當時那個階段的堅持。因為對于一部具有新類型的電影,除了創作者,尤其是最初的創作者知道它應該是什么樣子,這個形象從模糊到清晰,只有我們自己最清楚。周圍的人無法像我們那樣理解。所以,最關鍵的時刻就是我們是否再堅持一下、再和導演聊一聊,如果還是聊不通,要不要先放下去做其他事情,但每次我們都決定再堅持一下,先去做其他事情,然后很快又想,不行,還是要把它撿回來。我們還是要繼續堅持,因為我們總是有哪一個想象覺得是它應該能做成的,它在前方,但是我們好像還沒有把它給摸索清楚,這是一個創作過程中經常發生的,所以我把編劇比作創業者,他們在做第一輪的突破,探索新形態新公司的可能。就像《繁花》所說的,要經常慶功才能成功。作為制片人,尤其是在項目前端,大家能夠建立共同的想象并去實踐是非常重要的。這是我從編劇返回來作為制片人的最大收獲,我意識到精神力量對編劇來說更為重要,催稿其實是次要的,因為在有效的時間內,速度快并不代表作品質量差。


    曉麗:跟董潤年導演同行這么多年,確實你們是最佳的拍檔,那么在這一次具體的編劇的分工上,你們承擔著什么樣的分工?


    應蘿佳:我們作為一對夫妻,生活和創作是緊密相連的。盡管生活有時能與工作的事務分開,但在創作上,我們幾乎是無法分割的。比如,早上起床刷牙時,我們中的任何一個都可能突然想到某個橋段或劇本的呈現方式。所以在構思劇作和塑造故事人物時,我們的思維是高度融合的,不需要刻意區分哪些想法屬于誰。董潤年作為一個編劇,在編劇領域,特別是在結構和喜劇理解方面有著比較強的能力。而我自己的優勢則在于講究邏輯,注重細節,擅長理順現實邏輯。在塑造人物時,我能從女性角度深入代入角色,且作為南方人,我對喜劇的理解與北方人有所不同,這也為我們的創作帶來了新的視角和補充?;旧?,我們的合作模式是先由董潤年在充分溝通后創作初稿,然后我在他的基礎上進行修改。這個過程就像我們互相踩著對方的肩膀往上走,通過不斷的合作與提升,使我們的作品達到更高的水平。


    曉麗:共同編劇不僅是夫妻,而且在職能上、地域文化上、感性理性上都能做到互補,既然合作得這么愉快,為什么在下一部作品《好工作》中不再擔任編劇了?



    應蘿佳:當我們接觸到《好工作》這個項目時,它已經擁有了一個不錯的劇本基礎,這個劇本由三位非常優秀的編劇打造,他們分別是《飛馳人生》《一點就到家》的編劇。我們的介入,特別是董潤年作為監制,以及我們有一位年輕女導演的加入,所以我們在這個劇作上更多地扮演了提供建議和經驗的角色。


    作為總制片人,從項目的開發期到籌備階段,我們團隊的工作效率都很高,我意識到,編劇需要的是精神能量,是所有人共同努力、共同追求好作品的精神支撐。當我們與編劇們并肩作戰,共同幻想未來,將這份精神能量注入到劇本中時,劇本的效率和質量都得到了顯著提升。我相信這種團隊精神和共同追求,讓我們能夠打造出更加優秀的作品。


    曉麗:其實《好工作》和之前的《年會不能停!》聽起來有很大的不同,但它們的核心是一樣的。所以現在很多觀眾期待《好工作》是《年會不能停!》續作,您覺得它們之間的不同在哪?



    應蘿佳:《好工作》主要是講年輕職場人的故事。我們很多人大學畢業之后,對職場、對公司的認識都是人云亦云的,總覺得應該去個好單位,比如網絡上常說的那些大廠。但事實上,那個所謂的“好工作”真的適合你嗎?那到底什么樣的工作對你來說才是好工作呢?我覺得這是現在很多年輕職場人的困惑。我們這個片子就是從這個角度切入的,講的是一個在職場里做什么都不得心應手的“職場倒霉蛋”在面臨裁員邊緣的時候,獲得了一個能保住工作的“好工作”,結果卻去了農村。沒想到,反而在那里他終于有機會施展自己的才華,找到了真正的價值,獲得了滿足感。


    其實,《好工作》主要討論的問題和《年會不能停!》不太一樣?!赌陼荒芡?!》主要是講集團里的故事,而《好工作》主要是在探討你在尋找什么,而不是局限于你的職位。它讓你跳出集團,跳出原有的框架,重新去看待和面對世俗對工作的一些認知。我畢業的時候也經歷過家長認為的好職業,但時代在不斷變化,很多東西都被打破了。不是說在大城市做白領就一定好,現在很多大都市的白領收入可能還不如干體力勞動的藍領高,而且他們還找不到自我價值。那你為什么要待在那里呢?我覺得這部電影其實就是在探討這個主題。


    曉麗:接下來的這個問題我想提問您是再合適不過的。作為董潤年身邊最親密的戰友伙伴,生活上最親密的愛人,您覺得這些年他有著什么樣的變化?


    應蘿佳:我覺得他這些年的變化真的挺大的。某種角度看,他變得越來越松弛,越來越自信了。我從他當導演《被光抓走的人》到《年會不能停!》,再到現在監制《好工作》,一路看過來。最早他是職業編劇,不管是《心花路放》還是《老炮兒》,那時候他對文本的專注度和經驗就已經很足了。但這些年,我發現他開始越來越在意文本之外的二度、三度創作,對這些越來越感興趣。而且,他一直希望和其他優秀的編劇合作,他覺得不同思想的碰撞能產生更豐富、更有意思的作品。這一點,無論是在《年會不能停!》的時候把我拉進來,還是在《好工作》時看到其他好編劇的劇本,我們一起討論怎么拍得更好,都能看出來。他一直渴求找到更多好的編劇、創作者、導演,一起做出好作品。至于他自己是不是導演,或者只是監制,他現在已經不那么在意了。他更看重的是作品本身有沒有意思,值不值得做,還有大家有沒有時間一起做。這種轉變讓我覺得很有意思,他變得越來越純粹了。我們現在互相都越來越清楚自己想要什么,表達什么。


    曉麗:和董潤年導演無論是在生活上還是在藝術創作上,都磨合得越來越好了。我們非常期待兩位給我們帶來的下一部好作品,也非常感謝蘿佳接受我們的采訪,我們下次見。


    應蘿佳: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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