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紅衛:不論時代 做電影就把握現在 -


    1905電影網專稿 聚焦第37屆中國電影金雞獎,《今日影評》推出系列特別節目《真論電影——2024年中國金雞百花電影節深度對話錄》,三問中國電影,共話電影發展得失,繪就新的征程。即日起欄目組將陸續推送系列節目完整采訪文稿,敬請期待。本期對話嘉賓:監制 王紅衛。


    主持人曉麗(下文簡稱曉麗):今天的節目邀請到了制片人王紅衛老師,對于今年的評審工作,您有什么樣的觀察和收獲?


    王紅衛:今年我們從終極路演開始就強調是要提質減量,所以說今年第一我們把進入終極路演的數量壓到了10個;第二就是項目的新穎程度和往年的區別會比較大,這些都是我們面對當下的電影市場在創投領域想要發出的一個信息。


    曉麗:您主要參與的科幻電影這個板塊,科幻電影當然非常受歡迎,但是它的難度也非常大,又是很多的青年導演,您覺得您會比較側重成片的課題可行性還是故事的創意性?


    王紅衛:在現在這個階段,或者說尤其是針對今年,我比較看重的是可行性,也就是說希望今年獲獎的或者說是進入到廈門來參加終極路演的科幻片,有盡量多一些能夠拍出來。


    因為我們在之前的初選和中期的時候,已經注意到了這些科幻電影,它們承擔著一個相對中低成本和多元化的職責,也就是和之前大家看到的像《流浪地球》《獨行月球》這種大片不太一樣的品類。


    所以說既然我們前頭已經做了這些工作,就希望他們能夠盡可能的拍出來,讓中國科幻電影的多元化、低成本化能夠實現,從科幻電影來講,會給更多的年輕人激勵;從整個電影市場來講,可以讓它的整個的內容更豐富。



    曉麗:聽起來這個科幻可能會更偏軟科幻一些,對嗎?


    王紅衛:不是,其實恰恰是我們想破除之前的一些慣性,也就是低成本并不意味著它就一定是軟科幻,它也會有一些硬科幻是可以用低成本。


    曉麗:在您看來軟硬科幻的分割線是什么?


    王紅衛:軟硬科幻的分割線要說起這個定義來,在特別嚴謹的理論領域里都沒有定義,之前我自己上課的時候給過定義,但是如果說是要我現在再簡單地給一個解釋的話,硬科幻可能一個是更側重于描繪科技進步的科學邏輯下,我們人類面對科學的未來生態和生活精神狀態是什么樣的;而軟科幻可能更多的是借助科幻這個概念來完成一些非科幻電影所表達的主題,那么這兩個背后,我覺得其實是主題不一樣,而不是它使用的設定不一樣。



    曉麗:《從21世紀安全撤離》《宇宙探索編輯部》是兩部非常優質的電影,我個人也非常喜歡您監制的科幻電影,在您看來兩位導演孔大山、李陽他們之間有共性嗎?


    王紅衛:他們的共性可能都是學習不太好的孩子,那么所謂學習不太好是指我們面對應試教育,他們身上都有某種孩子的特性,都是兩個比較喜歡玩的孩子,都是不那么主流的孩子,這樣會造成他們對很多東西的興趣,不同于在應試軌道上一路向前的這些孩子,他們開始選擇電影這個行業,開始做導演職業的時候,他們的那些興趣可能會去開拓一些邊界,這種天然的追求就會顯露出來。



    曉麗:他們兩個這樣的共性會恰恰是當下很多科幻電影青年導演的共性嗎?


    王紅衛:不一樣,這個可能得看你想做什么樣的項目,也就是說如果我們做一些對于科學技術,對于一些前沿東西要求比較多,在劇本的創作上要求的科學知識也比較多的話,那么可能恰恰我需要的是那些學習很好的孩子。


    曉麗:您覺得什么樣的新導演會吸引您的關注,您會想要幫助他們成長?有沒有一些特質?


    王紅衛:第一個特質就是你要和之前我看到的所有人都不一樣,那么如果說你這種Style的導演我已經幫助過了,可能我的興趣就會相對的消減,我希望看到的是我從來沒見過的新的孩子;第二的話就是從電影本身來講,你的劇本、你的創意、你拍出來的東西讓我可以看到你有成為一個好導演的潛質。


    曉麗:其實我們當時在關注《從21世紀安全撤離》的時候,我們會覺得它的藝術張力特別棒,但我們很擔心它的市場表現,所以回到當年在監制和幫助他們成立作品的時候,您會怎么去兼顧或者說提醒他們要兼顧自己的藝術創造力和市場呢?


    王紅衛:這個也是要分你做一部電影的時候的初衷是什么?如果說你是一個明確的市場項目的話,那么一定要尊重市場規律,某種意義上你要從你要面對的類型空間去倒推。但是做另外一些片子,你肩負的責任并不是讓你的市場最大化,你肩負的可能是讓中國電影多一種可能,讓中國電影的品類多一個,能夠激勵后來者去接著往前走的方向。



    你剛才提到那兩部電影,我們在做的時候要考慮的是如何能夠把原始的創作初衷保持到最后,這個時候你就要相信一定有一批和你能夠產生共鳴的觀眾在等著你,你的目標就是這批觀眾,而你不要追求說我要把觀眾的數量盡量地擴大,我要盡量地去擴大它的覆蓋面,這樣的話反過來就會消減這個片子的創新程度和你的純粹性,這樣最后傷害的是片子,你也并不一定能夠得到你想象中的那部分觀眾。


    曉麗:我腦海當中仿佛有一個畫面,王紅衛老師拍著新導演的肩膀說“孩子你要什么”,然后適當地在他身邊告訴他中國電影需要以及適合你做什么,所以是一個根據每個導演想要的初衷不同而去給他定制的一個監制幫扶的過程。那么現在再看到您其實不僅僅有幫扶過剛才說過的兩部電影的導演,他們是青年導演,還幫扶過非常多資深的導演。在面對新導演和老導演的監制的過程當中,您的工作會有側重嗎?


    王紅衛:我之前沒有想過這個問題,因為我覺得在學校帶一個剛剛開始學電影的孩子拍幾分鐘的作業和幫一個導演拍投資數億的電影,在我這兒這個工作都是一樣的,都是說咱們要做這個東西是什么樣,你想把它做成什么樣,我希望它成什么樣,我認為怎么樣能夠把它做到最好,那么我們如果能夠達成共識的話,那么咱們一起朝這個方向努力。


    所以說沒有本質的區別,只不過可能在幫新導演的時候,提前告訴他們少走一些彎路,這個是更有效的,也是更重要的。幫助一些已經成名、有經驗的導演,我們一起去探索新的方向,一起去突破你已經形成的慣性,這個是重要的。其實就是幫助一個新導演走得更穩一點,幫助一個成熟的導演找到新的東西,這就是兩者之間的區別。


    曉麗:王老師,我猜您可能不一定記得,上一次我見到您是在華表獎的后臺,當時您在熙熙攘攘的人群當中躲在角落里,抱著一沓的劇本就在那默默地看,我其實沒問過您,作為一個監制您到底在做些什么?


    王紅衛:跟每個項目不同而不一樣,基本上監制的工作在我這兒主要還是創作方向,哪怕這個電影只是一個大綱,從一個大綱到劇本,我們會不停地去完善這個劇本,再到它的籌備工作。包括現在要管得越來越多,包括它的casting的過程,包括它的籌備,包括它的制作什么都會管的越來越多。


    但是一般而言開機的時候,我覺得我應該撤離,中間可能會有探班,我會看素材,會在一定的階段去提出我自己的建議和意見,就覺得你哪兒拍得很好,哪兒覺得有問題,哪兒是不是你可以再多想一下,再到關機的時候我再回來,再回到剪輯臺前面幫助導演完成剪輯。


    所以說你問該做什么,我要說的是開機之前要做得多,關機之后要做得多,其實真正的拍是要交給導演的,不要試圖你是監制或者說你是老師,你去替他拍,電影永遠是導演的,哪怕是再新的導演,也應該由他自己來完成導演最重要的這部分工作。


    曉麗:我們其實關注到您跟新人導演接觸得非常的多,您現在了解到的新人導演遇到的最大或者最常出現的困境是什么?


    王紅衛:如果說是客觀的困境的話,就是現在這個環境下,他們去找到第一部電影的投資會越來越難,不論是所謂的文藝片還是商業片。


    但是我不是很想強調這個困境,我更想強調的是他們要意識到他們面對的主觀困境,也就是自己的這部作品到底是不是一部值得被拍出來的作品,拍出來之后會不會讓觀眾相信是一部值得他走進影院的作品?這個是你要自己去問自己的,所以說我一直覺得我們創作者始終要刀刃向內,多去切割自己,多去刺向自己,去自問你的創作是不是夠好,而不要去更多地去抱怨環境,抱怨生不逢時,不要去糾結這個電影和你自己之外的事情。


    對于一個導演而言,市場的結果固然很重要,但是那個東西更多是別的因素決定的,你自己能夠負責的就是你和你的作品這兩件事兒,你怎么提高你自己的修為和把你的下一部作品做好,這是你最能夠保證的事。所以說青年導演面臨的困境,我一直想強調的是你把你自己給解決好了,你就會走出困境。



    曉麗:從新人導演到成功導演,您覺得這個過程當中需要具備的特質是什么?


    王紅衛:韌性,解讀成任性也很有意思,既任性又有韌性,當然最好。


    我覺得韌性說的是你的意志力,這是導演很重要的一個素質,是不是有足夠的天才聰明,是不是特別對市場敏銳,包括是不是人情練達,這些我覺得都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其實是導演的意志力。而這個意志力很重要的一個來源就是你特別想把你自己想要拍的這個東西拍出來,你也特別相信自己拍的東西是一個好東西,這其實是你的意志力的基礎,所以這就又回到我剛才說的問題,你要解決的問題是你自己。


    曉麗:確實因為在我這個年紀,我身邊現在有不少的朋友,他們對電影很感興趣,對藝術很感興趣,甚至在心里也定下了一個人生目標,成為一個導演,但是他們又覺得這事太難,所以他們也在內心發問自己能成為嗎?可以勇敢地為此去拼一次嗎?您會覺得給到他們什么樣的答案?


    王紅衛:你如果真的覺得你特別喜歡這件事情,你就去做,不要去有那么多的計算。但我覺得在這個方向上是有自然淘汰的,當你自己覺得堅持不下去的時候,或者說你覺得非常不劃算的時候,其實就反向的證明是不適合了,你想去做出你那部電影的動力和原因沒有那么結實,所以它是一個自然淘汰的過程。


    曉麗:您覺得現在的環境是一個好的環境嗎?


    王紅衛:肯定不是最好的時候,但是我們也永遠不能說什么時候是最好的時候。


    經常我們說回顧大家都容易說是過去十幾年,我們那個時代是最好的時候,但是當你身處此時的時候,我們永遠會說另一個時候是多好,但也許過了多少年,你又會說現在這個時候已經很好了,所以說其實永遠沒有最好的時候。



    所以這也是我剛才說的那個問題,別想太多,你想做就做就好了,你永遠可能找不到最好的時候和最好的機會,那么現在開始也許比再過5年開始要好得多。


    曉麗:剛才那一瞬咱們兩個都試圖在對想要做導演的那群新人導演說話,但是假設我們切換一下我們現在的觀察,我們就想問問,比如說作為媒體人,您覺得什么樣的環境可以為他們服務,對他們來說什么樣的幫助能夠實實在在地幫到他們?


    王紅衛:我覺得兩個,第一個是把聲音多給一些可能不太被人關注的電影和導演,而不是說哪個片子近來特別的熱,在討論度上特別的高,我們就把更多的聲音給他。


    第二就是說對于所有勇敢去嘗試任何新方向的導演多一些包容,哪怕你給他一個去面對質疑的機會,可能你讓他來回答“有些觀眾說你那個電影怎么樣,你有沒有回答”,只要他敢說他敢要回應,就把這個空間給他。


    那么有了這兩步的話,可能媒體對于整個電影環境的健康生長有很大的幫助,尤其是多元性和容錯率,只有有容錯率才有可能完成創新,不可能有一個不經試錯的,沒有容錯率的創新天才出現。



    曉麗:謝謝給到做電影評論的我新的啟發,謝謝王紅衛老師。


    王紅衛: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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